珍·古道尔几乎凭着一己之力改变了人类对黑猩猩的认知，公开的影像资料让人们有机会对这位英国女科学家的研究生涯有更多了解——从困顿到突破，从默默无闻到全球知名，以及鲜为外人所知的她同摄影师的世外恋情。

(珍不喜欢被拍照，她早期的野外研究岁月并无太多影像留存。不过为了给工作募集支持，珍有时也会配合拍照。图：GETTY IMAGES)

"对于那些已经两次听闻这个故事的人，请原谅我，"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中，珍·古道尔告诉她的观众。不过有时她也会指出“故事再听一遍也不错”。即便没有专门研究，普通人还是能对珍的人生故事有所耳闻。报纸、广播或其他媒体已经将她的传奇故事讲述了无数遍：一位年轻的英国女子只身在非洲研究大猩猩，并凭一己之力革新了灵长类学科。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一个对动物空有热情却毫无正式背景的女性是如何在男性主导的科学界和媒体上获得一席之地，并取得丰硕成就，乃至最后成为野生动物保护运动闻名世界的代言人呢?下面我们来一探究竟。

(1960年代，国家地理杂志委派电影摄影师雨果·范·拉维克前往位于坦桑尼亚的贡贝溪野生动物保护区拍摄黑猩猩，顺带着请他拍摄一下珍的生活片段。编辑部认为年轻女子与猩猩嬉戏、溪边洗发这样的画面更能吸引观众的兴趣。雨果和珍两人都不喜欢这样的轻浮镜头，不过为了争取资金支持，还是满足了这些要求。图：HUGO VAN LAWICK)

1965年，名为《古道尔女士和野生黑猩猩》的纪录片让珍为世人熟知，很难相信多年来她本人却并未看过这部影片。直到今年《国家地理》对她进行采访时，她才同来访者一起看完了影片。影片中28岁的她风华正茂，而今她已是83岁的老人。

“要是能再回到那个年纪该多有趣。”珍微笑着说。屏幕上，青年珍正在穿越贡贝溪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密林，脚穿高帮帆布鞋和卡其色短裤，标志性的金色长发在脑后扎成马尾。看上去似乎是在做田野调查，不过珍回忆当时她是复现刚到丛林时的情景，好让摄影师拍摄。最初的野外研究经历既有孤独也有令人振奋的新发现，可惜并无影像留存。

珍回忆，国家地理杂志专门给了两人一份必拍镜头清单，包括“珍在小船上”、“珍使用望远镜观测”以及“珍查看地图”等等。1965年12月22日影片在美国CBS电视台放映时，大约2500万北美观众观看，即使在今日这也是相当不错的收视率。

媒体报道为珍带来了国际声誉，同时也标志着她在灵长类动物研究上的传奇事业正式开始。在影片中，珍一人兼任实地调研的学者和讲解员两个角色，她上镜的秀美形象也为影片加分不少。一个美丽动人的白人女子在非洲丛林里搞科学研究，在当时那个女性还不被鼓励从事科研对时代相当具有话题性。

在那之后，珍完成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写了几十本书，指导后辈科学家工作，推动发展中世界的野生动物保护，还在世界各地建立黑猩猩保护区。今天，珍·古道尔研究会倡立的“根与芽”项目在全球近百个国家开展工作，向青少年宣传环境和动物保护。尽管年过80，珍每年仍有300多天的时间是在旅途中度过，游说政府部门、访问学校以及发表演讲。

以珍为主题拍摄的电影有40多部，珍所发表的电视演讲更是不计其数。由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于近期上映。影片由布莱特·摩根指导，著名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配乐，两个小时的影片中使用大量此前从未公开的影像资料讲述珍令人敬佩的一生。

(由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于近期上映，影片使用大量此前从未公开的影像资料讲述珍令人敬佩的一生。图为影片海报，年轻时的珍美丽动人。)

1962年雨果为珍拍摄了大量素材，除了当年被剪进纪录片的部分之外，另外尚有一些未使用的镜头被封存起来。2015年，这批被遗忘的胶卷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地下仓库被找到，人们惊奇地从中发现一些当初被忽视但以今日眼光来看不失价值的画面。当规定的镜头拍摄完毕，珍放下了学者的严肃，对镜头后的雨果——她的摄影师同时也是导演——展露自己的另一面。在匆匆几个画面里，人们看到了充满爱意的凝视。

(摄影师成了被拍摄的对象：雨果爬到树上，正在享受一只雪茄。雨果是个完美主义者，会因为光照和曝光等细节而拒绝拍摄一些难得一见的猩猩活动，这常让珍感到沮丧。不过他也会用一些创造性的想法来弥补野外条件的不足，比如在地上铺沙子以增加发射。后来珍自己有了一部8mm相机，可以随心所欲拍自己想要的画面。图：JANE GOODALL INSTITUTE)

两人共同拍摄的资料从一个亲密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整个故事：在来非洲之前，珍对这片大陆的知识仅来自于人猿泰山的传说和《怪医杜立德》书籍，而今真的置身热带丛林，在适应现实和幻想的反差之外，这位科学新人用自己的发现向人类对黑猩猩的固有偏见发起挑战。

在贡贝，珍遇到了各种自然威胁的挑战：疟疾、寄生虫、蛇还有暴风雨。除了应对自然的挑战，与外界社会打交道更需要精明的策略和灵活的手段。学术生涯初期，珍需要向一个男性主导的科学机构据争取争取被认真对待的权利，媒体的宣传往往杂以事先安排的剧本和美化。此外也有男士表示愿意成为她的伙伴或赞助人，但好意之外往往夹杂着控制、私利或别的她不想要的关系。

总的来看，珍应对这些事情的理念始终如一：她忍受轻侮冒犯，适应对方的要求，忍受愚蠢，必要时做出牺牲——只要这些付出能对她的工作提供助益。

珍在英国长大，自童年时代开始，她就对动物深深着迷，并梦想能到非洲与动物一起工作。遗憾的是，她的家人没有送她上大学，她只能去秘书专科学校就读。她先是在牛津工作，后来在伦敦一个纪录片公司就职。在1956年夏天，珍回到故乡，靠在餐厅打工积攒前往肯尼亚的路费。

到达内罗毕之后，她毛遂自荐请求与古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奇(Louis S. B. Leakey)见面。李奇研究的领域是人类起源，不过他对大猩猩也有兴趣。李奇对眼前这位英国小姐很满意，当场聘请她为自己的秘书，并从后者身上看到成长为一名科学家的潜质。李奇一边为田野研究筹资，一边安排珍对灵长类动物进行学习。

首次见面数月之后的一天，导师告诉他的女学生，自己爱上了她。

(珍和雨果日久生情，两人结婚之后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在进行野外拍摄时，会专门架上一台摄影机记录两人之间的互动。两人算得上是第一对录制野外真人秀的情侣。)

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李奇的表白让她震惊。李奇比她年长30岁，而且已有家室。在明确表示拒绝的数月之后，珍仍会收到李奇寄来的情书。

数年后，李奇家族传记作者就此事采访珍。珍坦言最初她还担心拒绝表白是否会影响到自己对黑猩猩的学习，但事实证明李奇对她的支持从未收回或改变。1960年夏天，珍在坦噶尼喀湖附近的贡贝溪野生动物保护区搭建起了营地，李奇筹集了足够支撑她6个月的资助。由于政府官员不允许一位女性单独呆在保护区，珍的母亲万涅·莫里斯-古道尔搬来和女儿同住。

从一开始，珍遵照着自己的本能开展研究。由于并不知道业界时行的用数字给所观察动物编号的惯例，她给猩猩们起了各式各样的名字：“菲菲”、“芙洛”、“麦克格雷格先生”、“灰胡子大卫”。在她的观察笔记中，猩猩像人一样有各自独特的个性与气质——比如“麦格斯夫人”会为夜晚铺设树上的安乐窝，珍描写这只猩猩“正如人类试宾馆床垫的弹簧一样去试树枝的弹性”。

珍会在行走过程中用望远镜搜寻动物身影，然后慢慢靠近，获得猩猩的信任之后才方便在近处观察。转眼考察期限只剩最后一个月，珍觉得她还没有得出什么足够重大的发现，足以不辜负李奇对她的信任。

就在观察临近尾声之际，珍做出的三项发现不仅让导师引以为豪，还改变了整个学科的面貌。

在第一个发现中，珍观察到一只黑猩猩在咬一只小动物的尸体，这证明“猿不食肉”的俗念是错误的。由于这只黑猩猩长着标志性的灰色山羊胡，珍给它命名为灰胡子大卫。这次意外发现之后，大卫更是引领着珍，为她打开进入贡贝黑猩猩隐秘世界的大门。

(图：COURTESY JANE GOODALL)

(在早期的观察岁月中，珍在白天用文字和简图做速记，晚上在灯光下用打字机誊写。图6中即是猩猩“灰胡子大卫”，它是第一只到营地拜访珍的猩猩，并允许珍抚摸它。有时候大卫会带伙伴一起前来，搜寻香蕉或布品。猩猩们对抹布和围裙情有独钟，喜欢嗅上面的味道。图片中大卫在探索珍的收纳盒。图：COURTESY JANE GOODALL )

两周内，珍再次对大卫进行观察，这次的收获堪称意义重大。大卫蹲在一个白蚁堆旁边，用手拿着一根干草戳入蚁穴。当干草被拉出来时，上面爬满了白蚁，大卫将蚂蚁放入口中，吃得津津有味。另一次，珍看到它拿起一根树枝做钓具，还懂得事先捋掉枝上的叶子。灰胡子大卫向人类展示了猩猩不仅会使用工具而且还会制造工具——此前这被认为是人类的专长。

珍向李奇转告这一发现，对方回应：

“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和人类了，否则就得承认猩猩也是人。”

在这一发现之后，国家地理杂志给珍提供了一笔经费，供她做进一步的观察。

(图：JASON TREAT, NGM STAFF; MEG ROOSEVELT ART: JOE MCKENDRY? TRANSLATED：HORMOS BROWN SOURCES: JANE GOODALL INSTITUT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当珍开始发表自己的田野调查时，学界给她的反馈更多的是质疑。毕竟，她没有受过任何正经的科学训练，除了一张秘书资格证以外也没有其他文凭。

1962年春天，珍在伦敦动物学会举办的灵长类动物专题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给台下听众留下深刻印象，其中就包括动物学家兼科普作家戴斯蒙德·莫里斯。伴随着赞扬而来的也有嘲讽。一位协会官员对她的工作评价刻薄，称只是些“趣闻和猜测”，对科学没有真正的贡献。美联社在报道中写道：“今天，一个与猴子相处的时间比同异性相处的时间还多的金发女郎讲述了她如何在丛林中生活15个月，观察猿的习性。”

(图片中，珍坐在她和雨果两人新搭建的投食点中观察树上的猩猩。他们最初将投食点设置在营房旁边，以方便近距离观察和拍摄。随着猩猩们为了获得香蕉显露出侵略性，两人不得不将投食点改在更远的山丘上。)

眼见为实，影像资料是回击这些质疑的最好方式。但珍却拒绝国家地理学会派遣摄影师的安排，她担心一个陌生人的加入会破坏她好不容易同猩猩建立起来的关系。她花了数月的时间进入可拍摄范围，“我想自己来拍照片——至少试一试。”她在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国家地理学会给她寄了一部相机和若干胶卷，附带一份简易的操作指南。珍做了勇敢的尝试。但由于拍摄对象总是隐藏在阴影之中，她拍出的照片达不到杂志编辑的选用标准。杂志社再次提议派遣专业摄影师过去，第二次请求同样遭到珍拒绝。珍想起自己的妹妹朱迪有摄影经验，两人无论是外貌还是声音都很相似，或许一对姐妹花不会对猩猩造成太多干扰?珍提议由妹妹朱迪来做拍摄任务。

路易斯·李奇为朱迪报销旅途费用，希望通过转卖照片的首发权来支付费用。遗憾的是，朱迪拍出的照片也没能让编辑满意。

国家地理杂志非常希望珍能写一篇文章描述她的工作——而那些动物的照片是必不可少的。珍也知道，如果她的工作上不了杂志，那么来自国家地理学会的资助也会受到影响。

在导师李奇的帮助下，珍得以进入剑桥读博士。历史上只有极少数人在没有本科学位的情况下被剑桥接受为博士生，珍便是其中之一。野外研究离不开资金支持，于是李奇又牵线搭桥拉来了国家地理的资助。

一开始国家地理学会是拒绝的，理由是“这位女士……不够资格，她连一所大学的学位都没有”。愤怒的李奇当场列出珍所做出的成就回怼。最终国家地理学会同意提供资助，但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珍也同意学会派遣专业摄影师到贡贝。在李奇的力荐之下，雨果·范·拉维克成为受聘人选。

(图为珍向一只幼年黑猩猩展示成年黑猩猩的照片。在雨果就地搭建暗房之前，他都是将底片运送到华盛顿总部进行冲洗，几周之后才能收到有关曝光或主题的反馈意见。)

雨果此前有过自然历史方面的摄影经验，不过前往贡贝与珍一起工作堪称其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听说“雨果是一流的摄影师，尤其擅长动物题材——这件事太好了。”珍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表示自己对新伙伴的期待。

多年以后，珍在2015年接受采访时称，她认定路易斯推荐雨果是有意做媒。“毫无疑问，他也承认了这点。”后来两人果然日久生情，共入婚姻殿堂并育有一子。但最后两人关系以分手收场，珍认为雨果对她的爱有自私的成分。

雨果在1962年抵达贡贝。雨果烟瘾很大，而珍讨厌这个嗜好。除此之外，他们还算合拍：两位都是热心的野生动物观察员，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珍在给朋友的信中表扬雨果：“我们是个非常幸福的家族。雨果风度翩翩，我俩相处的很好。”

最初两人关注的焦点都在猩猩上，完全没有拍人的意思。不过国家地理高层强烈要求将珍也拍进画面中。

“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拍些营地日常生活的画面——做饭、夜晚灯光下写报告、沐浴、洗头发等等之类的事。”1962年，插图编辑助理罗伯特·吉尔卡在给雨果的信中写道。“我从珍前往猩猩保护区那部分找到一张珍洗头的照片，但那张曝光不足，无法复印。”吉尔卡强调，珍在溪水中洗发的好镜头“会很有用”。

时隔多年之后，珍回看那段年轻时候的自己在溪水中洗头发的镜头，仍感到不舒服。

“我很生气他们拍这个。”她说。“我想不通为什么人们应该看我洗头发。我不明白这哪里有趣。”

尽管珍不太乐意，国家地理杂志社的编辑们却对雨果的工作很满意。他不仅拍下黑猩猩使用工具、建设巢穴和社会等级体系的画面，还按照吉尔卡的要求，尽本分地拍了珍的特写。

雨果的照片配上珍的文字，在1963年8月份的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标题为“我与野生黑猩猩共度生活：勇敢的英国科学家深入坦桑尼亚大猿之中，揭示这一物种不为人知的行为”。

这一报道取得巨大成功。国家地理学会会长梅尔维尔·格罗斯维纳向珍和雨果支付额外奖赏，称赞文章“极其出色”。文章开头是一段对珍大众形象的简介。文中一段将她称作“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动物学家”——在后文中则是“迷人的英国女子”。

(“弗林特”是珍到达贡贝之后见到的第一个新生猩猩，成了研究黑猩猩成长的绝佳样本。起初珍并不避讳同动物进行身体接触，后来与野外动物发生身体接触被学界认为并不合适。图：HUGO VAN LAWICK, NATIONAL GEOGRAPHIC CREATIVE)

在珍和雨果的共同努力下，贡贝研究站逐渐壮大，两人产生了制作新影片的想法。新影片可以在电视上播放或巡回放映，国家地理杂志希望还让珍作为影片主角，并给出了相当具体的“拍摄指导”：

“有关珍的画面是重中之重且十分有用，当然你们得摆拍，她用双筒望远镜远眺、对着猩猩面露笑容、凝视远方树林中的猩猩、在本子上匆匆做笔记之类的画面。”国家地理的乔安妮·海丝在给雨果的信中写道。“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拍上200英尺珍假装做这些事的胶卷，这样我们才好将她剪进影片中。”

珍对被迫摆姿势感到恼火，但她很有策略地处理这件事。在写给国家地理资助委员会的信中，珍写道：“我当然能理解这对讲述‘珍·古道尔’的故事是必要的，我们会尽可能地配合乔安妮。”

珍在给母亲的信中偷偷透露，若遇到海丝亲赴现场监工，两人事先抓很多外形可怖的蜘蛛和蜈蚣故意放置在海丝帐篷周围，好让她尽早走人。

(图： JANE GOODALL INSTITUTE )

(珍用拙稚的速写和文字记录，雨果则用胶卷拍摄。最初前往国家地理应聘时，雨果被要求随便试拍一下。“我拍了动物，而不是人。”雨果回忆。在杂志编辑的要求之下，雨果前往国家动物园试拍。他拍的一张鹈鹕的照片深得编辑喜欢，最终他们决定派他前往贡贝。图：COURTESY JANE GOODALL )

2015年，在接受专栏作家托尼·格博(Tony Gerber)采访时，珍更达观地谈及当初的“造星做法”。

珍·古道尔：一位漂亮迷人的年轻姑娘在世外丛林中面对潜在危险的动物。人们喜欢把事情浪漫化，人们把我想象成他们幻想中的传奇样子，国家地理也有意促成这件事。

托尼·格博：许多人会抗拒，说“那不是我”。

珍·古道尔：在人们看来，那就是我，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不可能将自己塑造成其他样子。这并非不准确，只是人们已经接受了展现给他们的故事版本。

托尼·格博：是否在某些程度上你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形象?美化它?

珍·古道尔：在某种程度上，我意识到如果人们这么去想，那么他们就会听我讲述，事实也确是如此。这有益于大猩猩保护工作，也有利于我开展其他的事。

(珍在《我的朋友野生黑猩猩》一书中回忆她初到贡贝第一天的情景，选址扎帐篷，为未来数年的野外研究建立根据地。“我很清楚我面临很多困难，”她写道。“同样，我也知道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之一。”)

1963年末，珍告知朋友她和雨果正在热恋。珍在英国伯恩茅斯莱家过圣诞节时收到一封电报：“你愿意嫁给我吗?雨果。”她答复愿意。两人将婚期定在3月28日，就在这一天的一个月前，珍在美国发表了她的第一场公开演讲。

美国华盛顿DAR宪政厅可容纳3700名观众，初次上演讲台的珍有些怯场，但国家地理演讲委员会似乎比她更紧张。按照计划，珍要在影片背景下发表讲话。随着2月28日演讲日期临近，委员会向珍索要演讲稿，可珍还没写呢。

为了确保演讲能顺利进行，乔安妮·海丝团队约珍来到编辑部，播放起影片排练演讲。珍在2015年一次采访中回忆起当时场景：

“国家地理的人自然想先听听演讲效果，不过让我提前演练要对观众讲的话实在困难。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我只知道在剪辑室面对着3名听众，这可不是演讲!对方慌乱耳语‘我们要不要取消这个?这将是场灾难!我们真的能将国家地理同这个年轻姑娘放在一起么?她甚至连自己要说什么都不知道。’我清楚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只是我不会在逼仄的剪辑室内对着三人完整演讲。”

在宪政厅正式的演讲中，珍就她在科学上的发现作了报告，称之为“超越我最大胆奢望的结果”。她回忆起贡贝的美丽和宁静。同日后在其整个学术生涯所做的一样，她用拟人的命名描述猩猩们的性格特质。菲菲“敏捷好动”，菲菲的哥哥菲甘“表现出自命不凡的小优越”。一只新生的黑猩猩刚刚学会走路，珍以国家地理某编辑的名字给它命名“吉尔卡”。

在讲到保护猩猩的必要性，避免它们被枪杀或出售给马戏团时，珍提到灰胡子大卫，正是这只有情意的黑猩猩为珍打开了一系列重大发现的大门。

“灰胡子大卫……对人类完全信任。”她对观众说。“难道我们却辜负它?我们理应做出行动，保护至少一部分这种神奇的、几乎与人类无异的生物能够继续它们不受干扰的自然生活。”

(珍的许多实验手段前无先例。照片中她向名叫菲菲的幼年猩猩展示仿真玩偶。除此之外，珍还会脑洞奇开地向猩猩展示各种它们原本在野外生活中不可能接触到的东西，比如雨果刮脸用的镜子和国家地理杂志。)

珍的演讲大获成功，这也是她走向公众人物之路的里程碑，尽管她从未汲汲以求要出名。演讲的成功引起了国家地理一位高管的注意，当时这位高管正在策划一个专题节目，他想将雨果在贡贝拍摄的素材被剪辑成节目，由好莱坞明星奥逊·威尔斯担任解说，以《古道尔小姐和野生黑猩猩》的名字在黄金时段播出。

雨果和珍审阅了节目样片，两人抱怨其中错误之处颇多。威尔斯的解说也存在不科学的地方，在珍的坚持下，部分解说词被重写。

直至今日，珍仍对这个节目不敢苟同。其中一个豹子的镜头不是雨果拍的，而是别处来的素材。有的场景实际上不是贡贝，而是在另外一个叫塞伦盖蒂平原的地方拍的。解说词里有一句“在经过了两个月徒劳无果的搜寻之后……”珍反驳：“我从没有连续两个月没见到过一只猩猩。这是十足的谎言。”

然而似乎只有雨果和珍对这些细节较真，这个影片在商业上相当成功。两名当事人希望他们能另外剪一个版本，并拥有更多的创意控制权，但国家地理方面另有想法。他们想以珍和贡贝为主题继续挖掘，而雨果则可有可无。在他们眼中珍才是明星，雨果只是一个陪衬罢了。

继在贡贝的拍片合作之后，对于未来的路，珍和雨果做出了不同的选择。1967年，雨果和珍迎来儿子雨果·艾瑞克·路易斯·范·拉维克的诞生。这孩子后来以小名Grub为人所知。

此后简的工作中心仍然在贡贝，而雨果的主要拍摄场地已经转移到塞伦盖蒂平原。两地相隔超过600公里，两人开始分居。1974年，珍和雨果选择离婚。一年之后，珍嫁给了坦桑尼亚政府官员德雷克·布莱瑟森。

长到8岁时，小Grub与祖母生活在一起，进入伯恩茅斯的学校就读。1980年，德雷克因癌症去世，珍的第二段婚姻仅持续5年。在经历了40多年的摄影生涯之后，雨果在2002年因肺气肿去世。

专栏作者托尼·格博前往贡贝拜访这位传奇女科学家时，距离珍第一次来到贡贝已经过去了55年。当年她乘一艘独木舟前来，踏上鹅卵石岸。用心灵之眼，珍看到一切还是当年模样，从河岸直到高脊山顶：“仿佛是另一个生命，如此久远了。”

(珍认为猩猩把她接纳为它们的一员，只是模样不同罢了。图片中的猩猩是芙洛的女儿菲菲，正在掀起珍的衬衫。“我完全融入丛林的生活中了。”珍后来写道。图：GETTY IMAGES)

如今回过头看当年为了拍片而故作表演的自己，珍一笑对之。

在影片中，28岁的自己坐在山顶。时间是富有魔法色彩的黄昏时分，雨果的曝光至臻完美。屏幕上的珍肩披一条毯子，手持锡杯啜饮。

老年的珍还是会较真。

“那杯子是空的，我发誓。里面什么也没有。”

(孙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