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是一条诡异的产业链，人人都知道违法，但很少有人会为此感到切实地恐慌，光明正大者众多，金盆洗手者少有，家族继承制极其普遍。当制假者将互联网建构的虚拟世界当做夜行衣时，还有一批人正坐在电脑前敲击代码和算法，破解每一笔售假订单，他们比制假者更为隐蔽和神通，竭尽全力让制售假者痛。

文|AI财经社 郑亚红

编辑|祝同

“感觉自己像警察一样”

仓库门打开的一瞬间，薛明惊讶地“下巴都来不及合上”。

那是2017年夏天，在佛山和广州的交界处一隅，荒郊野岭，鸟不拉屎，更别说有商铺和闲人，远处的山在35度高温的炙烤下像火苗一样飘忽着。

前不久，广东省警方盯上了这里。上午九点多，薛明的T恤热趴在脊背上。毫无人气的地方赫然立着一间厂房，对薛明而言这并不陌生，过去一年的实战经验让他了解到，郊区和城乡结合部是各种奇怪经营行为的首选地，这种选址既安全又危险。只是让薛明意外的是，厂房里面的货品量竟会如此庞大。

这是一个占地几千平方米的仓库，仓库内部顶高超过5米，站在门口看不到尽头，包装完好的家电箱密集地填满整个空间。“成千上万个箱子，比你去过得任何一家苏宁或者国美电器城都要大，从电热水壶到洗衣机冰箱应有尽有，一眼看过去很震撼。”

震撼的地方自然不在于数量之多，而是它们大部分都是假货，仓库则是囤积假货的巢穴。薛明是打假特战队的一员，做这个职业已有一年多，期间他曾经跟随浙江警方跑去黑河抓制假烟的犯罪团伙，不过那次他是窝在酒店里，这个南方的年轻人当时望着窗外皑皑白雪，吸一下鼻子裹紧棉被。

薛明带着电脑，进出各种假货生产和出售地，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大半的时间在天上飞，哪有假货，哪有案子，就往哪跑。

佛山这一次，他没待在酒店，随着执法人员一起追到假货窝点。像他这样的人，在阿里巴巴有一个专有名词“打假特战队”。

这支队伍确切的建立时间是2016年年初，顾名思义这群人为“打假”而奔走。实际上，早在2002年阿里就开通了品牌投诉邮箱，接受品牌产权投诉处理。随着投诉量的日益增大，除了处理各类投诉，更需要主动出击，2010年，建立了线上打假团队。2015年，平台治理部正式成立，在整个平台上协调处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由此互联网的侦察兵终于将瞭望镜伸到了线下这片革命地。

除了特战队，平台治理部还有一支主动防控团队，他们的职责是圈定防控范围、识别、对疑似假货商品商家进行处置、受理商家申诉四部分，线上和线下形成联动。

直观一点说，特战队是一批拥有大数据新兵器的“特种兵”。他们需要在海量数据中整理出假货线索，输送给公安、工商、质检、食药监等执法部门，同时通过给警方提供技术支持，向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制售假货窝点发起总攻。如今，这支队伍集聚了一批身怀绝技之人，有警龄超过20年的前公安队长，有研究生学历的程序员，也有经验丰富的行政专员。

只是2016年年初那会儿，薛明每天抹亮头发，拉着行李箱飞往北上广CBD的写字楼里，边喝咖啡边把工作谈成。

今时不同往日，薛明已经在这个城郊的仓库里待了一天，像在月球上检货一样，将所有的商品包装拆开验货，汗衫湿了干，干了湿，薛明特别得意“感觉自己像警察一样，非常有成就感。”

无处不在的假货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人类的经济行为往往突破国界线，造假也因此跨越地理。国际商会在2008年的研究表明：1988年到2008年，全球假货产业增长幅度达到10000%，年交易规模超过6500亿美元，利润更是高达毒品贸易的两倍。到了2015年，这个规模已经超过17700亿美元。

从黑龙江黑河到广东佛山，从新疆霍尔果斯到浙江义乌，商品经济繁荣的地方，就存在一条条制假售假的暗河，昼夜涌动，循环往复不停歇。那些制假者白天开着兰博基尼，进出最昂贵的小区，把仓库建在城郊之中，夜晚则顶着一张良民的脸跑去闹市中心光明正大地兜售假货，到处拉客。

大概30年前，温州人流行一种说法：假的当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应作别论。这种想法下，很多商家认为价格超低不叫伪劣商品，只有把低质的卖成高质的价钱，以次充好才是伪劣商品。温州几百年的制鞋基业因此曾被腐蚀。

1987年8月8日，杭州市工商局联手多个部门，在杭州闹市武林门广场，将堆积如山的5000多双劣质温州皮鞋，一把火烧成灰烬。这是一次相当有杀伤力的打假，骤然间，温州皮鞋背上了品质低劣的坏名声，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少地方的店铺还会张贴告示“本店不售温州鞋”。

温州当地知名品牌奥康的所有者王振滔等了12年，把全国各地“搜罗”来的2000多双仿制奥康皮鞋运到杭州，在近郊的空地上，一把火烧掉了，才泄了自己心里对假货的恨。然而，当温州品牌花了12年终于再次闯出一条路时，他们发现自己又陷入了被假冒的泥潭之中。

温州鞋历经的两次假冒和被假冒潮，是典型的九十年代的造假和打假事件。那个时候，社会经济刚刚起步，法律不健全，很多人为了解决温饱而造假。在此期间，1992年《产品质量法》出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完善，与之伴随的是物质社会的进步，但造假并未因此没落，而是渐渐变得规模化，科技化。

21世纪进入电商时代后，线下渗透到线上，假货隔着虚拟世界变得更加防不胜防，在此过程中，品牌、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全部成为受害者。这条产业链的诡异之处在于，人人都知道违法，但没有人会为此感到切实地恐慌，堂而皇之者众多，金盆洗手者少有，家族继承制却极其普遍。

打假也就成了万里长征式打怪之旅，从传统侦查，到利用互联网和黑科技，相关部门执法者在特战队的协助下，追踪每一笔躲藏在互联网隐形衣下的售假订单，对制假售假窝点进行摸查。《2017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打假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阿里打假特战队与全国23个省开展线下打假合作，累计向全国执法机关推送涉假线索1910条，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数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

薛明参与的这起佛山家电案，还有一些细节。当时与警方和薛明一起在场的，还有佛山海尔负责售后的工作人员，面对仓库里的海尔洗衣机，他们甚至也无法辨别真伪。下午一点多，海尔的工程师驱车从惠州赶过来，将这些洗衣机拆开后，证实95%的零件来自海尔原厂，混合着5%的假货配件组装起来。“这样的产品足够以假乱真，进到卖场里，到消费者手里，没人能看出来是假货。”

这充分说明，线下打假不可控的因素非常多。特战队的吴宇山告诉《财经天下》周刊，除了假货真假性难断定外，所有的打假都要有品牌方权利人的支持，他们是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没有他们的支持，打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不同品牌对“打假”的态度截然不同，有的品牌每年砸大量钱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有的品牌则出于种种考虑对打假持观望态度，不主动不拒绝;另有一些品牌则因为阶段性营销计划，会选择暂时放任假货。

LV作为全球品牌中最受“造假者”喜爱的品牌，是阿里巴巴大数据打假联盟创始成员之一。2017年年初， LV收到线报，称湖南永州发现一家假冒品牌商标的皮料生产工厂。随后，LV找到了打假特战队，希望特战队能顺藤摸瓜，协助警方挖掘涉案人员信息及下家生产销售渠道。而在此之前LV已经与特战队有过两次合作打假经历。

特战队员们通过大数据挖掘、串并，协助警方的侦查和部署，6月6日警方攻上位于荒郊山顶的厂房，查获一批用于生产假冒皮料的机器及皮料成品，包括10支LV商标花纹印花滚筒，255卷假冒LV皮革。

紧接着异地作战的另外两支执法队伍，分别拿下广州都区的建丰物流仓储与广州白云皮革城的皮料批发档口及仓库，这次三地作战查获LV、Gucci皮料共计350余卷，LV印花滚筒11支，涉案金额高达人民币2.16亿元。

大数据黑科技成打假猎犬

就此，特战队的工作听起来与警察似乎十分接近，而在这支特战队中，不乏有从执法人员转型的。

来特战队之前，王泽在老家当地公安分局情报合成作战中心做警察。从警15年，王泽立过一个二等功，3个三等功，还获过其他大小表彰10多次。他一直对侦查感兴趣，15年体制内的有限弹性却提醒这位“老警察”天花板已至，要想学习新知识，抵御正在迎面冲来的“中年危机”，跳出舒适圈是第一位的。

于是，已经升至分局副队长的王泽辞职，下企业。2017年年初，王泽入职特战队。如今回想入职十天后的那场哈尔滨“新兵集训”，王泽不禁噗嗤一声笑出来，他轻轻摇着头说“当时以为就是搞个形式做宣传用，没想到来真的”。

那场集训选择在冰城进行，在哈尔滨呵气成冰的严寒中，王泽和打假特战队的队员们在户外接受体能训练，跑步、出操、仰卧起坐……之所以要接受体能和搏击训练，是因为在实际线下调查中，打假特战队需要与警方一同协作，有时面临各种危险情况。

集训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们中有人被假货工厂的恶犬追着跑;有人在东南沿海某假货村被围攻;有人在假货市场被马仔恶霸威胁过;有人在野外彻夜蹲守喂饱不少蚊子……“有做侦探的感觉，挺酷的。”薛明说。

这些对于王泽来说再普通不过，他十几年的警察生涯里，什么样都经历过，被一群人拿着刀子追，直接踩空摔下三米多高的墙……在他看来，特战队一定会有危险，但跟真正的警察相比，“已经好太多了，而且公司给我们特战队每个队员买了500万的人身意外险”。

对王泽而言，“学习技术”才是首位的。

阿里最大的优势是大数据，大数据打假也就成了其打假货的方向。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知识产权保护总监叶智飞曾表示特战队的“大脑”是数据人才，这些人能够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产出数据线索，锁定打击对象，为一线打击的队员们提供“炮弹”。

《打假报告》披露，阿里巴巴在假货防控上运用了商品大脑、假货甄别模型、图像识别算法、语义识别算法、商品知识库、实时拦截体系、生物实人认证、大数据抽检模型、政企数据协同平台等九大数据技术。借助数据技术，阿里巴巴能够对疑似假货或侵权链接、售假人员及团伙做识别，在开店、商品发布等环节做拦截，每日对发布商品做风险识别、快速删除及处罚。

以淘宝为例，在线商品量级达数十亿，如果单纯依靠人工打假，就犹如大海捞针，大数据和各项黑科技才是打假特战中的“猎犬”。

《打假报告》披露，将数据技术能力转化成执法能力和打假巨大推动力。2017年，阿里的淘宝平台中主动删除的疑似侵权链接中，97%一上线即被封杀;95%的知识产权侵权投诉在24小时被处理;在投诉渠道更畅通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侵权投诉量下降 42%;关闭了 24 万个淘宝疑似侵权店铺;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协助抓捕涉案人员 1606 名，捣毁窝点数 1328 个。

即使王泽不是专攻技术的“大脑”，但他依然学习了必要的代码和数据模型知识。这也是为什么特战队的队员常常要带着电脑跟随执法人员去现场，因为他们需要为侦查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和资料。

打而不绝

即便如此，夹杂在政策、法律、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性中间，假货治理的难度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阿里高级法务专家卫知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法律体系都与原有线下环境有关，硬搬到线上来的时候，商家的利益很容易遭受伤害。

“当前打假就像个筛子，刑事判决处罚过低，不足以震慑利润丰厚的制假售假产业链。”据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介绍，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而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缓刑比率近80%。

经济处罚与刑事处罚过低，导致的便是斩不断的家族式造假。薛明说，他看到过太多这样的事情，“莆田做假鞋的，家族轮换着来，弟弟被判缓刑了，就换哥哥做，哥哥也被判了，避免五年之内成为累犯就行，屡教不改太常见了，恶性循环。“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线上开店的”创业者“们也变得十分精明：拆开关键字，引流微信朋友圈，抬高假货价格，或者将货值控制在5万以内……不止如此，跨平台流窜的现象更是日益严重。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知识产权支队副支队长陈竞凯称，正如《打假年报》显示的那样，各地制售假团伙为攫取利益、逃避打击，一些制售假分子开始向朋友圈、微商等多个社交平台及其他电商平台转移;另一些制假分子开始搭建海外网站，通过FACEBOOK等社交平台引流售假。

2017年7月，莆田警方在阿里巴巴大数据协助下破获了一起假冒椰子鞋案，这个团伙利用境外IP地址，搭建了Topkicks.com等11个跨境英文网站，并通过Facebook(脸书)、YouTube等社交平台引流，运用Wechat(微信海外版)跟消费者交流，通过速汇金、中外宝等进行美元交易结算。

“很多时候，你查了一段时间，去到了现场，但依然没有办法。”王泽很无奈。

这并不是最无奈的，“没有买卖，才没有伤害”，造假之所以打不完是因为它自有市场和受众，这背后的社会心理和人性底色，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

有一次王泽以前做警察的同事给他发信息，“让我推荐几家原单店给他，我真是哭笑不得，我就是打这个的，怎么可能给你推荐”，王泽撇撇嘴，“结果我那前同事说原单店挺好的，价格也更便宜。所以你看，打假其实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很多人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

所以，尽管平台在打假方面投入了一系列资源，但消费者需求、售假背后的利益链条、假货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指向一个事实：线下假货源头不根除，全社会的假货治理永远无法收工。理论上来说，电商平台上的“假冒信息”是可以完全被清剿的，然而线上清理并不意味着就能肃清线下生产源头，以及更加隐蔽的线下销售渠道。打假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协作，执法部门、平台、品牌、地方政府以及每位消费者，都是这场打假之战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以莆田为例，尽管当地政府长期保持对制售假的严厉打击，但莆田的假鞋产销带始终打而不绝。2017年1月，曾有媒体对莆田地下假鞋市场做曝光;随后，当地执法机关及时跟进，对制售假团伙做了定向打击。

然而，2017年年底，特战队再一次前往莆田假鞋产销地做实地探访，发现每到晚上10点，莆田安福电商城附近依然灯火通明，车水马龙，一派节日气氛，快递小哥忙着发货，大量假冒“耐克”“阿迪达斯”“彪马”运动鞋正在发往全国各地，一直狂欢至凌晨两点，这条“假鞋鬼街”才渐渐静下来。

《打假年报》发布现场，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说，“2018年，阿里将继续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不计成本起诉售假卖家，提高制假售假成本，让制假售假者痛。”

(薛明、吴宇山、王泽均为化名)

造假是一条诡异的产业链，人人都知道违法，但很少有人会为此感到切实地恐慌，光明正大者众多，金盆洗手者少有，家族继承制极其普遍。当制假者将互联网建构的虚拟世界当做夜行衣时，还有一批人正坐在电脑前敲击代码和算法，破解每一笔售假订单，他们比制假者更为隐蔽和神通，竭尽全力让制售假者痛。

文|AI财经社 郑亚红

编辑|祝同

“感觉自己像警察一样”

仓库门打开的一瞬间，薛明惊讶地“下巴都来不及合上”。

那是2017年夏天，在佛山和广州的交界处一隅，荒郊野岭，鸟不拉屎，更别说有商铺和闲人，远处的山在35度高温的炙烤下像火苗一样飘忽着。

前不久，广东省警方盯上了这里。上午九点多，薛明的T恤热趴在脊背上。毫无人气的地方赫然立着一间厂房，对薛明而言这并不陌生，过去一年的实战经验让他了解到，郊区和城乡结合部是各种奇怪经营行为的首选地，这种选址既安全又危险。只是让薛明意外的是，厂房里面的货品量竟会如此庞大。

这是一个占地几千平方米的仓库，仓库内部顶高超过5米，站在门口看不到尽头，包装完好的家电箱密集地填满整个空间。“成千上万个箱子，比你去过得任何一家苏宁或者国美电器城都要大，从电热水壶到洗衣机冰箱应有尽有，一眼看过去很震撼。”

震撼的地方自然不在于数量之多，而是它们大部分都是假货，仓库则是囤积假货的巢穴。薛明是打假特战队的一员，做这个职业已有一年多，期间他曾经跟随浙江警方跑去黑河抓制假烟的犯罪团伙，不过那次他是窝在酒店里，这个南方的年轻人当时望着窗外皑皑白雪，吸一下鼻子裹紧棉被。

薛明带着电脑，进出各种假货生产和出售地，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大半的时间在天上飞，哪有假货，哪有案子，就往哪跑。

佛山这一次，他没待在酒店，随着执法人员一起追到假货窝点。像他这样的人，在阿里巴巴有一个专有名词“打假特战队”。

这支队伍确切的建立时间是2016年年初，顾名思义这群人为“打假”而奔走。实际上，早在2002年阿里就开通了品牌投诉邮箱，接受品牌产权投诉处理。随着投诉量的日益增大，除了处理各类投诉，更需要主动出击，2010年，建立了线上打假团队。2015年，平台治理部正式成立，在整个平台上协调处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由此互联网的侦察兵终于将瞭望镜伸到了线下这片革命地。

除了特战队，平台治理部还有一支主动防控团队，他们的职责是圈定防控范围、识别、对疑似假货商品商家进行处置、受理商家申诉四部分，线上和线下形成联动。

直观一点说，特战队是一批拥有大数据新兵器的“特种兵”。他们需要在海量数据中整理出假货线索，输送给公安、工商、质检、食药监等执法部门，同时通过给警方提供技术支持，向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制售假货窝点发起总攻。如今，这支队伍集聚了一批身怀绝技之人，有警龄超过20年的前公安队长，有研究生学历的程序员，也有经验丰富的行政专员。

只是2016年年初那会儿，薛明每天抹亮头发，拉着行李箱飞往北上广CBD的写字楼里，边喝咖啡边把工作谈成。

今时不同往日，薛明已经在这个城郊的仓库里待了一天，像在月球上检货一样，将所有的商品包装拆开验货，汗衫湿了干，干了湿，薛明特别得意“感觉自己像警察一样，非常有成就感。”

无处不在的假货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人类的经济行为往往突破国界线，造假也因此跨越地理。国际商会在2008年的研究表明：1988年到2008年，全球假货产业增长幅度达到10000%，年交易规模超过6500亿美元，利润更是高达毒品贸易的两倍。到了2015年，这个规模已经超过17700亿美元。

从黑龙江黑河到广东佛山，从新疆霍尔果斯到浙江义乌，商品经济繁荣的地方，就存在一条条制假售假的暗河，昼夜涌动，循环往复不停歇。那些制假者白天开着兰博基尼，进出最昂贵的小区，把仓库建在城郊之中，夜晚则顶着一张良民的脸跑去闹市中心光明正大地兜售假货，到处拉客。

大概30年前，温州人流行一种说法：假的当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应作别论。这种想法下，很多商家认为价格超低不叫伪劣商品，只有把低质的卖成高质的价钱，以次充好才是伪劣商品。温州几百年的制鞋基业因此曾被腐蚀。

1987年8月8日，杭州市工商局联手多个部门，在杭州闹市武林门广场，将堆积如山的5000多双劣质温州皮鞋，一把火烧成灰烬。这是一次相当有杀伤力的打假，骤然间，温州皮鞋背上了品质低劣的坏名声，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少地方的店铺还会张贴告示“本店不售温州鞋”。

温州当地知名品牌奥康的所有者王振滔等了12年，把全国各地“搜罗”来的2000多双仿制奥康皮鞋运到杭州，在近郊的空地上，一把火烧掉了，才泄了自己心里对假货的恨。然而，当温州品牌花了12年终于再次闯出一条路时，他们发现自己又陷入了被假冒的泥潭之中。

温州鞋历经的两次假冒和被假冒潮，是典型的九十年代的造假和打假事件。那个时候，社会经济刚刚起步，法律不健全，很多人为了解决温饱而造假。在此期间，1992年《产品质量法》出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完善，与之伴随的是物质社会的进步，但造假并未因此没落，而是渐渐变得规模化，科技化。

21世纪进入电商时代后，线下渗透到线上，假货隔着虚拟世界变得更加防不胜防，在此过程中，品牌、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全部成为受害者。这条产业链的诡异之处在于，人人都知道违法，但没有人会为此感到切实地恐慌，堂而皇之者众多，金盆洗手者少有，家族继承制却极其普遍。

打假也就成了万里长征式打怪之旅，从传统侦查，到利用互联网和黑科技，相关部门执法者在特战队的协助下，追踪每一笔躲藏在互联网隐形衣下的售假订单，对制假售假窝点进行摸查。《2017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打假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阿里打假特战队与全国23个省开展线下打假合作，累计向全国执法机关推送涉假线索1910条，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数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

薛明参与的这起佛山家电案，还有一些细节。当时与警方和薛明一起在场的，还有佛山海尔负责售后的工作人员，面对仓库里的海尔洗衣机，他们甚至也无法辨别真伪。下午一点多，海尔的工程师驱车从惠州赶过来，将这些洗衣机拆开后，证实95%的零件来自海尔原厂，混合着5%的假货配件组装起来。“这样的产品足够以假乱真，进到卖场里，到消费者手里，没人能看出来是假货。”

这充分说明，线下打假不可控的因素非常多。特战队的吴宇山告诉《财经天下》周刊，除了假货真假性难断定外，所有的打假都要有品牌方权利人的支持，他们是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没有他们的支持，打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不同品牌对“打假”的态度截然不同，有的品牌每年砸大量钱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有的品牌则出于种种考虑对打假持观望态度，不主动不拒绝;另有一些品牌则因为阶段性营销计划，会选择暂时放任假货。

LV作为全球品牌中最受“造假者”喜爱的品牌，是阿里巴巴大数据打假联盟创始成员之一。2017年年初， LV收到线报，称湖南永州发现一家假冒品牌商标的皮料生产工厂。随后，LV找到了打假特战队，希望特战队能顺藤摸瓜，协助警方挖掘涉案人员信息及下家生产销售渠道。而在此之前LV已经与特战队有过两次合作打假经历。

特战队员们通过大数据挖掘、串并，协助警方的侦查和部署，6月6日警方攻上位于荒郊山顶的厂房，查获一批用于生产假冒皮料的机器及皮料成品，包括10支LV商标花纹印花滚筒，255卷假冒LV皮革。

紧接着异地作战的另外两支执法队伍，分别拿下广州都区的建丰物流仓储与广州白云皮革城的皮料批发档口及仓库，这次三地作战查获LV、Gucci皮料共计350余卷，LV印花滚筒11支，涉案金额高达人民币2.16亿元。

大数据黑科技成打假猎犬

就此，特战队的工作听起来与警察似乎十分接近，而在这支特战队中，不乏有从执法人员转型的。

来特战队之前，王泽在老家当地公安分局情报合成作战中心做警察。从警15年，王泽立过一个二等功，3个三等功，还获过其他大小表彰10多次。他一直对侦查感兴趣，15年体制内的有限弹性却提醒这位“老警察”天花板已至，要想学习新知识，抵御正在迎面冲来的“中年危机”，跳出舒适圈是第一位的。

于是，已经升至分局副队长的王泽辞职，下企业。2017年年初，王泽入职特战队。如今回想入职十天后的那场哈尔滨“新兵集训”，王泽不禁噗嗤一声笑出来，他轻轻摇着头说“当时以为就是搞个形式做宣传用，没想到来真的”。

那场集训选择在冰城进行，在哈尔滨呵气成冰的严寒中，王泽和打假特战队的队员们在户外接受体能训练，跑步、出操、仰卧起坐……之所以要接受体能和搏击训练，是因为在实际线下调查中，打假特战队需要与警方一同协作，有时面临各种危险情况。

集训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们中有人被假货工厂的恶犬追着跑;有人在东南沿海某假货村被围攻;有人在假货市场被马仔恶霸威胁过;有人在野外彻夜蹲守喂饱不少蚊子……“有做侦探的感觉，挺酷的。”薛明说。

这些对于王泽来说再普通不过，他十几年的警察生涯里，什么样都经历过，被一群人拿着刀子追，直接踩空摔下三米多高的墙……在他看来，特战队一定会有危险，但跟真正的警察相比，“已经好太多了，而且公司给我们特战队每个队员买了500万的人身意外险”。

对王泽而言，“学习技术”才是首位的。

阿里最大的优势是大数据，大数据打假也就成了其打假货的方向。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知识产权保护总监叶智飞曾表示特战队的“大脑”是数据人才，这些人能够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产出数据线索，锁定打击对象，为一线打击的队员们提供“炮弹”。

《打假报告》披露，阿里巴巴在假货防控上运用了商品大脑、假货甄别模型、图像识别算法、语义识别算法、商品知识库、实时拦截体系、生物实人认证、大数据抽检模型、政企数据协同平台等九大数据技术。借助数据技术，阿里巴巴能够对疑似假货或侵权链接、售假人员及团伙做识别，在开店、商品发布等环节做拦截，每日对发布商品做风险识别、快速删除及处罚。

以淘宝为例，在线商品量级达数十亿，如果单纯依靠人工打假，就犹如大海捞针，大数据和各项黑科技才是打假特战中的“猎犬”。

《打假报告》披露，将数据技术能力转化成执法能力和打假巨大推动力。2017年，阿里的淘宝平台中主动删除的疑似侵权链接中，97%一上线即被封杀;95%的知识产权侵权投诉在24小时被处理;在投诉渠道更畅通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侵权投诉量下降 42%;关闭了 24 万个淘宝疑似侵权店铺;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协助抓捕涉案人员 1606 名，捣毁窝点数 1328 个。

即使王泽不是专攻技术的“大脑”，但他依然学习了必要的代码和数据模型知识。这也是为什么特战队的队员常常要带着电脑跟随执法人员去现场，因为他们需要为侦查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和资料。

打而不绝

即便如此，夹杂在政策、法律、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性中间，假货治理的难度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阿里高级法务专家卫知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法律体系都与原有线下环境有关，硬搬到线上来的时候，商家的利益很容易遭受伤害。

“当前打假就像个筛子，刑事判决处罚过低，不足以震慑利润丰厚的制假售假产业链。”据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介绍，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而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缓刑比率近80%。

经济处罚与刑事处罚过低，导致的便是斩不断的家族式造假。薛明说，他看到过太多这样的事情，“莆田做假鞋的，家族轮换着来，弟弟被判缓刑了，就换哥哥做，哥哥也被判了，避免五年之内成为累犯就行，屡教不改太常见了，恶性循环。“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线上开店的”创业者“们也变得十分精明：拆开关键字，引流微信朋友圈，抬高假货价格，或者将货值控制在5万以内……不止如此，跨平台流窜的现象更是日益严重。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知识产权支队副支队长陈竞凯称，正如《打假年报》显示的那样，各地制售假团伙为攫取利益、逃避打击，一些制售假分子开始向朋友圈、微商等多个社交平台及其他电商平台转移;另一些制假分子开始搭建海外网站，通过FACEBOOK等社交平台引流售假。

2017年7月，莆田警方在阿里巴巴大数据协助下破获了一起假冒椰子鞋案，这个团伙利用境外IP地址，搭建了Topkicks.com等11个跨境英文网站，并通过Facebook(脸书)、YouTube等社交平台引流，运用Wechat(微信海外版)跟消费者交流，通过速汇金、中外宝等进行美元交易结算。

“很多时候，你查了一段时间，去到了现场，但依然没有办法。”王泽很无奈。

这并不是最无奈的，“没有买卖，才没有伤害”，造假之所以打不完是因为它自有市场和受众，这背后的社会心理和人性底色，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

有一次王泽以前做警察的同事给他发信息，“让我推荐几家原单店给他，我真是哭笑不得，我就是打这个的，怎么可能给你推荐”，王泽撇撇嘴，“结果我那前同事说原单店挺好的，价格也更便宜。所以你看，打假其实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很多人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

所以，尽管平台在打假方面投入了一系列资源，但消费者需求、售假背后的利益链条、假货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指向一个事实：线下假货源头不根除，全社会的假货治理永远无法收工。理论上来说，电商平台上的“假冒信息”是可以完全被清剿的，然而线上清理并不意味着就能肃清线下生产源头，以及更加隐蔽的线下销售渠道。打假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协作，执法部门、平台、品牌、地方政府以及每位消费者，都是这场打假之战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以莆田为例，尽管当地政府长期保持对制售假的严厉打击，但莆田的假鞋产销带始终打而不绝。2017年1月，曾有媒体对莆田地下假鞋市场做曝光;随后，当地执法机关及时跟进，对制售假团伙做了定向打击。

然而，2017年年底，特战队再一次前往莆田假鞋产销地做实地探访，发现每到晚上10点，莆田安福电商城附近依然灯火通明，车水马龙，一派节日气氛，快递小哥忙着发货，大量假冒“耐克”“阿迪达斯”“彪马”运动鞋正在发往全国各地，一直狂欢至凌晨两点，这条“假鞋鬼街”才渐渐静下来。

《打假年报》发布现场，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说，“2018年，阿里将继续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不计成本起诉售假卖家，提高制假售假成本，让制假售假者痛。”

(薛明、吴宇山、王泽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