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曾经说：“回溯往昔，你向后能看多远，展望未来，你向前就能看多远。”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以及中国是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但是其他3个国家的文明都因各种原因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唯独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中国古代的“观象授时”记录就是珍贵的科学遗产，它为解决和验证一些现代天文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比如，从公元前240年开始，哈雷彗星已经29次接近地球，而在过去2200年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对这29次哈雷彗星的记载居然一次都没有少；对太阳黑子的观测，中国比欧洲领先了1800年；敦煌卷轴中的一份特殊的天文学文献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恒星星图；1276年郭守敬就能将回归年的长度精确测量出来（365.2425天），与现代结果相比仅有23秒的误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李约瑟引用美国生物学家萨顿等人的观点说，“直到14世纪末，除了中国的星图，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无论是指导农业生产还是为皇家占卜，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一直有着很强的实用性，“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但是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天文学呈现给今人的科学的星图、精致的仪器、精确的历法、深邃的思想以及无穷的想象力都成为了我们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汲取养分的重要来源。

虽然法国天体物理学家让-马克·博奈-比多撰写的《4000年中国天文史》一书并没有面面俱到地介绍不同时期的天文学知识，但是这本书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外国专家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就像中国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谈到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有什么意义时说的那样，“中国的历史就像一间屋子，中国的历史学者坐在屋子里，虽然他们可以看清屋内的每个细节，但他们的视野却只限于屋子内部，无法从更高的维度来看清这间屋子所处的位置，而这个问题只能由站在屋外往里看的人，也就是外国的学者来提供答案。”

同时，这本书不仅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天文史对全球天文学研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而且还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哲学和宇宙观的理解。比如作者认为，“理论”是一个欧洲概念，因而在中国尤其难以界定。“就中国人的思维而言，事情则要复杂得多。没有一个事先规划好的世界，各种事物是共存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但每一种事物都有自己的优点。”尤其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并不打算在不同的宇宙理论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他们发现这些理论具有互补的优点。当你在思考不同的问题时，你可以采用不同的思维方式。”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强调，“与其他文化不同，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是唯一较为系统和完整地记载天象的人，这些记录在许多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仍然有用。”所以，“有机的而非分析的，实用的而非理论的，代数的而非几何的，这就是中国科学思想不同于欧洲古典科学思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