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太阳升……”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悠扬的报时乐曲和钟声依旧，这座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北京人的地标建筑，记录了中国通信业的诞生、成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是市民通过电报、长途电话等通信手段与外界沟通的主要场所，嘀嘀嗒嗒的发报声曾经响彻一层的营业厅。但如今，电报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长途电话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微信语音聊天所取代。

告别进口品牌的市场垄断，华为、OPPO、小米已冲入全球手机销售前五;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通信企业也相继跻身世界500强的前150位。

1G落后、2G跟随、3G突破、4G同步……改革开放带来的蓬勃活力，让中国通信业从落后走向现代，持续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更大的变化还将发生。在稻香湖、金融街、国贸等地，三大运营商的首批5G基站已经悄然矗立，万物互联的移动通信新时代正呼啸而来。

海量电报传递人生悲喜

改革开放初期，能让老百姓与外界快速沟通的最重要通信手段，非电报莫属。当时中国现代通信事业的代表，正是坐落于西长安街11号的北京电报大楼。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职工工资普遍只有一两百元，发电报一个字收费一毛三分五，但是地址和姓名也计费，一封电报要两元左右，这对当时的百姓来说算是高消费了，但也是刚需。

“从1981年开始，北京市民每年发出的电报，都有3000多万封，电波能瞬间穿越时空情连两端，成为那个年代最便捷、最普及的通信手段。”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负责人刘海波说。

参与电报大楼设计施工的副总工程师高星忠回忆，“1990年北京电报业务达到顶峰，超过了4440万封。最高峰时，这里一天收、发、转的电报总量就要超过10万封。那时你站在大厦一楼，就能听到楼上报务室里传出的打字声，报务员每天连喝口水的工夫都很难挤出来。”

在报务室里，几十架莫尔斯电报机的键盘噼噼啪啪地响着，收发电报纸条超过5万米以上的老报务员，基本不用看着电码本去还原词句，只要听着电报机不同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

自电报大楼投入使用的那一天起，这座建筑就始终是彻夜灯火通明，成了老北京最早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营业场所。老北京人都对电报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深更半夜送电报摩托车的突突声，能把整条胡同睡梦中的人惊醒，因为电报内容往往不是大喜，就是大悲。

老报务员贾师傅告诉记者，那时“母病速归”和“今晚接站”一类的急电占比最多。让很多老报务员印象深刻的事儿，是一位最高法的工作人员带着单位的介绍信和公章，匆匆忙忙到营业厅给地方法院执行庭发特急电报，电文只有4个字——“刀下留人”。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电报传递的信息可以作为文字证据，有着法律效力。

从打电话难到智能手机普及

1904年在东单二条胡同里占用八间马厩诞生的北京电话局，直到上世纪70年代，都没有太多的改观。

“那时从北京打往鞍山钢铁公司，北京这边先拨113挂号，再等待北京长途台、沈阳长途台、鞍山长途台、钢铁公司逐个叫通，最后北京长途台话务员回拨给北京用户，双方才能通话。”刘海波回忆说，“早上挂号，晚上才接通是司空见惯的常事。”

1980年11月，北京市电信局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北京电话初装费为住宅400元，普通市民终于可以安上私家电话了!

“我们家1993年装电话赶上了最贵的5000元初装费，足足排队等了半年多才装上。”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参观的市民周先生看到展示的固话初装费资料，依然“耿耿于怀”。“不过当时真是兴奋，我和我妈两个人抬着一大盆电线跟着安装师傅去拉线，左邻右舍一问知道我们家装电话了，那个羡慕呀，感觉特‘拉风’。”

从1978年全市只有7万部电话，到1986年达到16万部，再到1992年逼近50万部，1994年突破百万大关，电话在北京市的普及速度就像火箭升空一样迅猛，市民们再也不为打电话发愁了。

尽管固话在京城炙手可热，但有一样通信工具的风头还曾盖过电话，这就是俗称BP机的无线寻呼机。

BP机开启了个人即时通讯的时代，但是必须配合电话使用的痼疾，也成了它最终的“败笔”。1988年，北京公众蜂窝移动电话业务正式向社会放号，通信业真正跨世纪的革命性产品来了，这就是“大哥大”。当时一部“大哥大”要2万多元，入网费6000元，通话还要双向收费。那一年，北京的“大哥大”用户一共只发展了825户。

如今，功能比当年“大哥大”强很多的智能手机，价格门槛低至千元，全国用户已经超过15亿户，国产品牌的占有率更是高达7成以上，而现代人也因此步入了手机不离手的“刷屏”时代。

网络时代成就跨越式发展

英国作家斯坦迪奇曾写过一部著作《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讲述的正是电报网与互联网的共性——互联互通、即时联络。从某种意义上讲，电报确实相当于互联网的前世。

1993年，一条神奇的线路连通中美，中国人迎来了最高效的长距离即时通讯技术。

北京联通网管中心网络分析调度经理杨利刚，亲身参与了中美间第一条64K互联网专线的铺设。在三元桥国际通信局的楼顶，毕业刚两年的杨利刚和几位同伴在凛冬的寒风中边摸索边施工，吃住在工地干了两个多月，终于架设好了可以匹配美方信号的线路和微波天线、卫星天线。他告诉记者，自己当时并未料到这条互联网国际专线，未来会让国人的工作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海外媒体曾评价，互联网开通的意义，完全不亚于詹天佑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

1996年深秋的一天，北京白颐路口竖起了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而那里就是瀛海威的网络科教馆。家住海淀区车公庄的孙鹏，每每见到这块广告牌，就能勾起他对神秘网络一探究竟的欲望。很快，他到电报大楼注册了账号，成了国内第一批网民。至今他还珍藏着一张当年买的100元163充值上网卡，黄红相间的卡片右上角还印着“北京电报局”的字样。

瀛海威时空、263首都在线、亿唐、e国、8848……孙鹏这批网民伴随着这些网站与服务商的更迭，学会了上网浏览新闻和搜索资料，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子邮箱，通过网络买到了第一件商品。而正是借助于这样的颠覆性变化，中国诞生了阿里、百度、腾讯等一大批互联网应用的巨头公司。

“这些年互联网提速比高铁还要猛，当年我参建的第一条互联网专线带宽只有区区64K，后来最早的ADSL宽带也只有128K，可是去年千兆宽带就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5G网络的大门也将被敲开。”杨利刚感慨地说，中国通信业必将迎来新的跨越式发展。(赵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