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为了效率而生的，巴菲特本人和他的伯克希尔公司并没有生产任何产品，但是在过去几十年来，他让资本的配置更有效率，所以基金经理的这种作用，就像麻醉师——能知道多少麻醉剂量让病人在手术结束后，不是术中而是术后立即醒过来。当然，麻醉太多了也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一个政府的作用，其实就像巴菲特，即让资本有效率。当然在二次分配时政府也要兼顾公平。有一种经济思想认为，德国的经济体制和英美自由经济体制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这源于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反对古典经济学。所以德国在经济体制形成上面很注重社会福利建设，也很注重商业环境建设，政府更多的为企业提供服务，而不是想英美那样放任经济自由发展。

所以德国经济不能说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他有扶持政策，有福利政策，有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市场经济在某一个不起眼的小路口分叉，一条是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条是社会市场经济，中国人关注德国是因为其体制类似于我们现有可行的经济体制。

德国和英美的企业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德国企业更多的倾向于内生式发展，而英美则更多的喜欢外延式发展，比如特斯拉的老板可以去造火箭，谷歌可以去做人工智能，而德国的企业典型是细分领域的霸主，德国的中小企业占主导，基本上每一家小型企业专攻一个细分领域，做到极致，一颗螺丝钉的研发积累都要通过几代人。所以在这一轮科技大潮中，德国对于新技术就显得反应略微迟缓。而且德国的工业4.0完全是在国家扶持框架之下推进。而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创新速度更快，但是巩固创新基础上面不如德国，如果遇到技术瓶颈，美国人更加倾向于设计一个新的技术方案，而德国更加擅长增加精度，比如同样是无人驾驶技术，美国人力图通过人工智能的数据积累，通过V2V技术增加安全性。而德国人的无人驾驶技术则力主加上一个精度很高的AR，比如无人驾驶保持的车距信息可以在前挡直观显象，这样在未来车辆在保持车距上面出现精度偏差车内人员会非常直观。

历史上的德国生产出虎式豹式坦克，但是在面对苏联T34的时候出现了产量跟不上的窘境，二战时期虽然虎豹更加优秀，但是1比数十的情况下优势荡然无存。有人说德国人钻研单一领域的精神是与生俱来，有人则认为德国钻研细分领域的精神得益于经济体制。

其实德国企业之所以都习惯于细分领域做到极致，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成本驱使的，是沉没成本和转换成本过高的结果，由于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而企业其他负担也比较高，导致德国企业进入一个新领域时比较犹豫，想想你开了个螺丝钉的企业，你要支付比较高的税收和福利费用，那么你就需要做几件事，一方面你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即使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并不是必要的，所以会追求专利技术和工艺上的领先，另一方面你要保有足够的现金流，因为专利和人员支出会占用很多的现金，你无法通过现金流激进的投资到新的领域。而自由市场经济的情况则略微不同，英美的企业负担相对比较低，监管较少，所以企业的灵活性就体现出来了。英美对于企业失败的容忍度也比较高，个人破产也司空见惯，即使如苹果，其早期的很多专利也是外购的，而芯片早期采购的是三星，组装可以在中国。所以自由市场经济并不强调专注，而是强调颠覆。而社会市场经济由于一个企业建立之后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资产沉淀和固化的人才结构，所以适合专精。

当然无论是社会市场经济还是自由市场经济，其强调的还是市场经济，所以其实区别没有那么大，德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强调效率，虽然他们干预市场的程度不同，但是他们政府自身损耗非常少，比如美国的税单你可以清楚的看到税收是如何使用的，多少花费在修路上，多少花费在消防上面，所以美国税收低的地方基本上是贫民区。而德国幼儿园的主要课程是参观消防局，警察局和拜访市政厅，所以德国人从小自律性都非常好，政府几乎不用做很多主动的监管。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德国和美国的区别，德国人由于社会福利和专利壁垒，养企业成本高，所以他制造高端品，强调差异性，而美国人由于桎梏少，社会自由度高，所以他们制造大众商品，强调要么规模化，要么另辟蹊径，保持新鲜感。

不管什么模式，都要减少无谓的损耗，如果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接近于市场，即使市场效率是最好的，那么让政府多配置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来拉动经济，这是件好事，但是要注意配置的效率问题，不要过多的浪费。我们看到很多的重复建设，很多的无效供给，与其说中国有地方债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地方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问题。同样的，有些政策好不好，并不是看他有没有覆盖死角，监管加强，而是看他是否有助于提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