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检察官在讨论案情

“胡贤，你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已被撤销。”近日，当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检察官艾永强电话告知胡贤这一消息时，莫名背了6年“老赖”名声的胡贤激动得一度哽咽。

今年3月31日，经检察机关依法抗诉，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认定胡贤不再就一笔近1000万元的代偿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资料图】

“如果不是检察机关查明事实、依法监督，这笔债我估计要背一辈子……”胡贤说。

莫名被诉

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2016年12月，在某砂石场工作的胡贤，因需要资金周转向银行抵押贷款，在房管中心办理房产抵押手续时，却被告知其名下所有房产已被法院查封。惊讶之余，胡贤陆续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都被冻结，也无法购买高铁车票。一番查询后，胡贤发现自己已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我怎么一下子成了被强制执行的‘老赖’呢？”一头雾水的胡贤找到律师咨询。律师经过查证后，告知了他前因后果。

原来，2014年12月，重庆某户外运动用品公司与重庆市某信用担保公司签订《委托保证合同》和《保证反担保合同》。同月，户外运动用品公司与某银行签订《基本额度授信合同》，获得该银行1000万元授信额度。同日，该银行与该信用担保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公司为此笔贷款作保。2015年1月，银行向户外运动用品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该公司收到贷款后，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2016年1月，担保公司代其清偿了贷款本金及剩余利息。

担保公司履行贷款代偿义务后，该户外运动用品公司仍未按时按约还款。为实现债权，2016年2月，担保公司向法院提起追偿权诉讼，诉称其作为担保人代偿了重庆某户外运动用品公司的金融贷款，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其代偿款、资金占用费、违约金等近1000万元（扣除某户外运动用品公司已支付给担保公司的50万元担保金），同时请求判令胡贤、张某、户外运动用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等提供反担保的6名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年9月，法院在完成公告送达后进行了缺席审理，判决胡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判决生效后，该担保公司于2017年1月5日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立案后依法查封了胡贤所有的房产，冻结了其银行账户，对其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施，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我既没有签过什么保证反担保合同，也从未收到过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胡贤回忆，“我看了法院判决书，反担保人里面我只认识张某，她是我高中同学，之前我还借钱给她周转。其他人都不认识。”

随后，胡贤找到张某了解情况。张某称，某户外运动用品公司是其前夫李某开办的，她也因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和《抵押反担保合同》，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被要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至于胡贤为何被牵涉此案，她也不清楚。

申请监督

司法鉴定揭秘真伪

为了摆脱莫须有的债务，恢复正常生活，2017年5月，胡贤向法院申请再审。

在再审阶段，担保公司向法院提供了包括《保证反担保合同》在内的所有证据原件，胡贤自行委托社会鉴定机构对该《保证反担保合同》上的署名、指纹进行采样、鉴定。该社会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指出，签名字迹不是胡贤本人所写，签名处的红色指印也不是胡贤本人所留。然而，因这份鉴定是胡贤单方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担保公司并不认可，法院也未采纳该证据，并作出了驳回胡贤再审申请的裁定。于是，胡贤向沙坪坝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沙坪坝区检察院受理此案后，在审查案卷材料过程中，承办检察官艾永强指出影响本案的关键问题：胡贤的单方委托鉴定，对方不认可，法院可以不采信。但根据社会鉴定机构出具的报告，《保证反担保合同》上的署名、指印的确有可能存在造假情况。

为实现对此案的精准监督，沙坪坝区检察院将案涉《司法鉴定意见书》委托重庆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司法鉴定中心的审查意见认为，鉴定的程序和方法不规范，但采用的标准科学、适当。

“《保证反担保合同》上的签名字迹和红色手印到底是真是假？只有再次对《保证反担保合同》上的签名及红色手印作出规范的司法鉴定，才能找出事实真相，而司法鉴定的基础就是《保证反担保合同》原件。”

于是，办案组决定从《保证反担保合同》原件入手。不承想，拿到这份原件的过程却一波三折。

原来，受疫情防控和担保公司多次变更经营场所的影响，办案组几次上门查找，都未能找到该公司。几经奔波，办案组终于找到相关工作人员以及该担保公司管理人员，要求其提供《保证反担保合同》原件，而对方均以原件找不到等多种理由拒绝提供。

《保证反担保合同》原件是否还在担保公司？办案组再次核查案件资料。资料显示，在法院一审和再审阶段，担保公司曾将《保证反担保合同》原件等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开庭举证质证后，法院将《保证反担保合同》原件还给了担保公司。由此，办案组认为《保证反担保合同》原件仍然保存在担保公司。

“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拿到《保证反担保合同》原件。为此，我们请示了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向他们寻求支持。”艾永强表示。

随后，重庆市两级检察机关一起到担保公司进行实地探访，对相关人员开展释法说理，并向担保公司发出《协助调查通知书》。一周后，担保公司终于同意提供合同原件。办案工作也由此出现了转机。

2022年5月7日，在检察机关和再审法院的协调下，经胡贤和担保公司同意，由司法鉴定中心对《保证反担保合同》落款处的“胡贤”签名及红色指印进行鉴定。通过比对、分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该合同上的“胡贤”签名与红色指印均不是胡贤本人所写、所留。

理清线索

再审纠错摘除债务

随着审查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

一天，胡贤突然想起一件事：《保证反担保合同》上的时间是2014年12月23日，而那时他还在重庆万州的砂石场上班。为了自证，他向检察机关提供了万州单位的《职工考勤表》。

“《职工考勤表》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能证明胡贤没有时间去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艾永强说。

与此同时，检察官在询问张某后还发现，张某和胡贤比较熟，但其前夫李某和胡贤并不熟。2012年，案涉户外运动用品公司刚营业不久，需要流动资金，张某便向胡贤借了钱，当时互留了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后，张某将胡贤的材料都放在了其前夫李某的办公室里，而李某正是案涉户外运动用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如期履行还款义务后，李某一直失联，《保证反担保合同》上“胡贤”的签名和指印是否为李某所为，一时间也无法确认。

在艾永强看来，除了进行司法鉴定外，法院对于胡贤“消极应诉”的认定也应是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关键一环。

办案组找到了当时负责向胡贤投递法律文书的快递员。虽时隔4年，但快递员仍对此事记忆犹新：“当时我给这个人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打通，我上门找了3次都没见到他本人，送了3次都无法送出，最后，这封邮件因逾期被退回法院了。”

“我户籍地的房子早就租出去了，租户也没有告诉我有快递员来送法律文书这事。”胡贤回忆道，“我工作的砂石场位置比较偏僻，手机经常没有信号，可能因为信号不好没有接到快递员的电话。直到2016年底，我才知道自己成了失信被执行人。”

本案中的证人证言、考勤表、《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本人陈述等证据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2022年6月，沙坪坝区检察院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为由，提请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对该案提出抗诉。

在再审庭审中，法院认定，根据鉴定意见，《保证反担保合同》原件上“胡贤”的签名和指印均不是胡贤本人所为，再审中亦无证据证明该合同是胡贤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担保公司也放弃了要求胡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主张。今年3月31日，法院作出再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判定胡贤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文中案件当事人为化名）